這部《鼠疫》，通常論來是象征小說、哲理小說。不過，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為具體——“這部紀事體小說”，他強調指出，采用“歷史學家的筆法”。生怕讀者誤解似的，敘述者（最后承認里厄是他本人，作者的替身）特意說明了這一點。不妨原話引用，像路標一樣立在這里，指引我們閱讀：

因此，由塔魯倡導而組建起來的衛生防疫隊，應給予充分客觀的評價。這也就是為什么，敘述者不會高歌稱頌人的意愿和英雄主義，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也就夠了。但是，他還要繼續以歷史學家的筆法，記述當時鼠疫肆虐，給我們所有同胞造成怎樣破碎而又深刻的心靈創傷。

所謂“給以客觀的評價”“適當地重視英雄主義”，粗看也許是虛筆謙抑，泛泛承讓，恐非作者真實的意圖。歷史學家的筆法，也并不意味不能頌揚英雄主義，尤其像塔魯這樣一批志愿者，協助里厄這樣一些盡職的大夫，一起抗擊鼠疫，堅持十個月，隨時隨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，他們的行為怎么就不能被歌頌呢？事關對這部小說整體的理解，我不免半信半疑，仍懷著一般人的閱讀心理，期待著在這場大災大難中，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卻又迎頭澆來一盆冷水，只見敘述者進一步解釋：

不錯，如果人真的非要為自己樹立起榜樣和楷模，即所謂的英雄，如果在這個故事中非得有個英雄不可，那么敘述者恰恰要推薦這個微不足道、不顯山不露水的英雄：他只有那么一點善良之心，還有一種看似可笑的理想。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來的面目，確認二加二就是等于四，并且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，緊隨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，從來就沒有被超越過。同樣，這也將賦予這部紀事體小說應有的特點，即敘述性過程懷著真情實感，也就是說，不以一場演出的那種惡劣手法，既不惡意地大張撻伐，也不極盡夸飾之能事。

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，不樹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罷了，如若樹立，怎么也輪不到格朗這個窩囊廢呀，總該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塔魯。這還是次要的。經過仔細琢磨，我覺得這段話分量相當重，以加繆嚴謹的文風，不會是戲言妄語，看來鄭重其事，似乎在宣告這部小說的宗旨和原則，提出了自己的標準。

第一，小說就不該是約定俗成的英雄頌歌。這部小說的所有人物，包括表現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魯等，無不是群體中的普通一分子，哪個也沒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，這就顛覆了“亂世出英雄”的傳統，也顛覆了所謂“英雄”的概念。英雄主義何以該回到次要地位，作者一句話就道破了：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。換言之，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。那么誰來占主要地位呢？當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。說到底，《鼠疫》通篇講的就是這個問題。

第二，“這就將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”這句話值得好好掂量，疑似更為重大的顛覆，而且顛覆到真理的頭上。“原本的面目”，莫非我們所認識的真理并沒有見到本相？這里又不是確指哪一條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。簡短一句話，好大的口氣。言下之意，雖未得其詳，但是我們憑借經驗，不妨揣度一下：一提起真理，自然聯想到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，何其高遠，何其圣潔！與我們的日常生活，仿佛相距十萬八千里！這表明，至少在我的心中，真理已經神圣化了，偶像化了。那么，怎么才是“原本的面目”呢？且看書中這樣一段話：

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進行斗爭，絕不能跪下求饒。問題全在于控制局面，盡量少死人，少造成親人永別。為此也只有一種辦法，就是同鼠疫搏斗。這個真理并不值得贊揚，這只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面對肆虐的鼠疫，決不能跪下求饒，任其擺布，不管以什么方式，必須與之搏斗，這就是《鼠疫》通篇彰顯的真理。而這個真理在作者看來，“只是順理成章的事，并不值得贊揚”。

以上兩點——“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”“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”，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去偽存真；去其神圣性，去其偶像色彩，存留本真，將這種高不可攀的大詞宏旨，降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“順理成章”，也就合乎了常情常理。

這是本書的兩大題旨，關聯著人與世界的方方面面：以鼠疫為象征的命運、苦難、上帝、信仰、生與死、愛情與親情、社會道德、善惡、憐憫、良心、責任、抗爭等等，這一切，不再是抽象的思想觀念，而與書中人物一一相關。須天天面對，時刻處理問題。

奧蘭，一座幾十萬居民的城市，本來生活正常，各自忙碌，互不相干，卻突然鬧起鼠疫，全城封閉，一切就全變了。全城演繹著集體的歷史，個人命運不復存在了。

鼠疫這個象征物，最容易讓人聯想到小說寫作的歷史背景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泛濫的法西斯主義。不過，這種象征顯然預留了很大空間，大大淡化了具體所指。羅蘭·巴特發出批評的聲音，對此就有微詞，加繆在答復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《鼠疫》本意是希望讀出多重含義，但是從內容上看很明顯是歐洲抵抗納粹的斗爭。證據就是這個敵人沒有指明，而在歐洲各國，人人都能指認出來……《鼠疫》在一定意義上，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紀事體小說。但是可以肯定，它還不失為這樣一部作品。

加繆一方面強調鼠疫的多重含義，另一方面又堅持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和抵抗納粹的斗爭。這并不矛盾，具體所指，這是不言而喻的，倒是“讀出多重含義”更為難能可貴。象征過分貼近時代背景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象征意義就萎縮褪色了。加繆創作《鼠疫》時，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確指和泛指的界限，結果預留的空間與日俱增，能和讀者的想象互動。因此，將近七十年過后，那段歷史雖然不會被忘記，但是這種多重意義的象征，則由時間和紛擾的世界增添新的內容。也許這就是為什么《鼠疫》歷經大半個世紀，非但沒有被人遺忘，反而越傳越廣，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、讀者的喜愛，單在法國本土，銷量就高達五百萬冊，成為不可多得的長銷的暢銷書。

作為一部哲理小說，這真是個奇跡，須知從哪方面看，《鼠疫》都不具備一般暢銷書所具備的要素。正如敘述者所坦言：“這場鼠疫運行良好，如同一種謹慎而無可挑剔的行政管理，根本沒有任何引人入勝的東西可以報道，沒有類似老故事中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英雄，或者不同凡響的行為；不像大火那樣壯觀而又殘酷，就連瘟疫初起時，縈繞在里厄大夫頭腦的那種激情澎湃的壯觀景象，也蕩然無存了；尤其這場災難持續時間長，單調到了極點，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，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。”

由此可見，作者本人就承認，鼠疫期間發生的故事單調得很，既不壯觀也不感人，那么這部小說憑什么進入暢銷的經典行列呢？我們還需要從文本中尋求答案：

敘述者的態度傾向于客觀，以求杜絕歪曲事實，尤其杜絕昧良心的話。他幾乎不肯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么，僅僅照顧到敘述大體連貫的基本需要。正是這種客觀性本身知道他現在要說，那個時期的巨大痛苦，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，如果說是生離死別的話，重新描繪鼠疫的那個階段，如果說在思想上責無旁貸的話，那么這種痛苦本身當時就喪失其感人的特點，也同樣是千真萬確的。

這里進一步說明了歷史學家的筆法，特別強調客觀性，不為追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事實。作者重申的這種寫作態度，足以保證本書的宗旨和原則一以貫之，即我所說的通篇彰顯的兩大標準：普通人物當主角，恢復真理原本的面目。這種創作理念，在《西緒福斯神話》這樣的哲學著作中無法實踐，于是加繆說：“你要想成為哲學家，那就寫小說吧。”講這話是有背景的，與其說是勸告別人，不如說是自勉。

我們知道，加繆的三部“荒誕”作品，即中篇小說《局外人》、劇本《卡利古拉》和哲學隨筆《西緒福斯神話》，于20世紀40年代初相繼發表，自成荒誕理論的體系。按說，哲學論述與文學形式這樣相互支撐和印證，效果已經相當可觀了。然而，這個體系總括來說，論述演繹了荒誕性，尚缺乏與之相制衡的反抗，于是有了第二個作品系列：長篇小說《鼠疫》（1946）、劇本《正義者》（1950）和厚重的理論力作《反抗者》（1951）。這就是以反抗為主題的另一個“三位一體”系列。

然而，第一系列以“荒誕”為主題，還缺少一個鮮明生動的、震懾人心的荒誕象征。荒誕的象征，在《西緒福斯神話》中流于抽象，在《局外人》中流于模糊，在《卡利古拉》中流于單弱，因而需要一個人物眾多、情節跌宕起伏的長篇復雜故事，需要創造一種刺激人神經，強迫人思考的創巨痛深的特殊氛圍。《鼠疫》就這樣應運而生了。

“鼠疫”這個瘟神，在人類歷史上多次行妖作怪，大范圍肆虐制造的恐怖慘景，史書多有詳細記載，給人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恐怖印象。單單“鼠疫”這兩個字，就能先聲奪人，一旦作為荒誕的象征出現，就成為不二之選。

在《鼠疫》中，這個瘟神不減當日威風，果然有驚人之舉，要獨霸幾十萬居民的奧蘭城，就先發制人，放出成千上萬只疫鼠，滿街頭樓道亂竄，發出吱吱哀叫，猝死在行人腳下。恐怖氣氛與日俱增，老鼠在城中逐漸滅絕，便輪到人應征充當疫兵了。圍城中的一切都聽瘟神的調遣，都圍著瘟神運轉，這便是典型的荒誕世界了。

人一旦意識到荒誕世界，沒有感染上疫癥，也平添了心病，這就是身陷圍城、心陷絕境的征兆。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，完全喪失了自我，那么人還剩下什么，還能做什么呢？

在此之前，他們避之唯恐不及，絕不肯將自己的苦難跟集體的不幸混為一談，可是現在，他們都接受了這種混淆。他們沒了記憶，也沒了希望，就立足于現實中了。其實，在他們眼里，一切都變為現實了。實話實說，鼠疫剝奪了所有人愛的能力，甚至剝奪了友愛的能力。因為，愛要求一點兒未來，而我們只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了。

是的，頭幾個星期，大家還很激憤，還盼望這種集體受難早些結束。然而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，無休無止，瘟神的戰車來回碾壓，什么情愛友愛，什么記憶希望，什么社會、道德、信仰、憐憫心、責任感，一切都被碾得粉碎。普遍的沮喪情緒，安于絕望的心態，比絕望本身還要糟糕。“只剩下一些當下的瞬間了”，這不就等于坐以待斃嗎？

坐以待斃是大部分人的傾向，就連“新派倫理學家”都宣揚只能跪下求饒，無論做什么都于事無補。帕納盧神父則表明基督教的觀點，闡明鼠疫“發自天意”，是對世人的懲罰。“永恒之光通過死亡、惶恐和呼號的途徑，引導我們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”。換言之，基督教徒只能表達篤信，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。

其實，這種傾向只是表面現象，誰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，任何人都沒有聽天由命，甚至自以為相信上帝的帕納盧也不相信。奧蘭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來節制，這就迫使人思考，是否還有別種選擇。就連組織祈禱周的帕納盧神父，在布道時也明確指出，“反思”的時刻到了：

進行勸導，伸出友愛之手，靠這種辦法督促你們向善已經過時了。今天，真實情況就是一道命令。而救贖之路，現在就由紅色長矛向你們證明，并且推動你們上路。我的弟兄們，上帝的仁慈最終就表現在這方面，即賦予一切事物以兩面：善與惡、憤怒與憐憫、鼠疫與救助。就連危害你們的這場災難，也是對你們的教育，給你們指明道路。

帕納盧神父這段話，無意中提出一個荒誕的問題：鼠疫就是救贖，就是對世人的教育。我們可以拋開他講這話的動機、前提和結論，拿來比較一下書中有識者的思想和行為，卻是一個很有趣的殊途同歸的事例。

同帕納盧神父相對立的兩個不信上帝的人，則是兩個極有見識、極清醒的人物：一個是干勁十足，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里厄大夫，一個是極力反對死刑的社會活動家，全身心投入抗擊鼠疫的斗士塔魯。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圍墻里，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，人心大崩潰的時候，塔魯和里厄卻心有靈犀，很快就走到一起，為了同一種斗爭。

抗擊鼠疫的這兩個靈魂人物也是殊途同歸，各有各的反抗史，因鼠疫而走到一起。兩個人的幾次談話，越談越深入，由里厄的敘述和塔魯的紀事鋪衍綴補，無一不剴切荒誕這個主題意旨。同樣，帕納盧的兩場布道，則從側面乃至反面襯托了荒誕主題。這些表現荒誕—反抗主題的大脈絡貫穿全書，串聯起眾多人物的命運：殊途同歸，最終都投入這場斗爭中。

書中最不可思議的，又最順理成章的事，就是社會上各色人等，原本不是一路人，甚至是敵對者，卻都陸陸續續匯聚到里厄和塔魯的反抗旗幟下了。這正是荒誕的象征——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。但是教育的結果，卻與帕納盧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，不是抽象的棄惡向善，而是奮起同死亡做斗爭。

鼠疫這個荒誕象征，其示范效應產生了奇跡，如影傳行，如鏡示相，幻化了魔之形、惡之相，肆虐于社會的各個領域，擠壓掉人生的空間，使得所有人無論所謂的“善人”還是“惡人”，都無路可逃，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。這場斗爭越慘烈，就越能激發人抗爭，就連有案底的社會不安定分子——鼠疫期間走私發財的科塔爾，就連社會秩序的維護者，總以審視的目光看別人的初審法官奧通，乃至傳統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納盧神父，都紛紛投入這場戰斗中。正如里厄那樣，“在同現實世界進行斗爭，自認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”。

讓人人都“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”，這就是加繆講的“想成為哲學家就寫小說”這句話的初衷吧。同樣，這也正應了上文提到的兩大標準：“賦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，歸還英雄主義其應有的次要地位。”作者卻是沒有為求藝術效果而改變什么，結果順理成章，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，而不貼英雄標簽的人物事跡也更貼近現實生活。正是基于這些品質，小說《鼠疫》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動地演示了荒誕-反抗的主題，在荒誕的現實世界的多層面上，全方位地給人以啟發。

加繆創作了兩部荒誕推理小說，出版時間相隔僅四年，雖然命題相同，粗略比較一下，跨度還是相當大的。《局外人》唯一的主人公默爾索，在荒誕現實中是個獨醒者；而《鼠疫》中的里厄、塔魯等人物，則構成了一個反抗的群體，代表了廣泛的社會階層。《局外人》講的是一個小職員因過失殺人，最終被判處死刑的故事，情節并不復雜，是漸進式的：默爾索還不以為然，不料卻一點一點被絞進荒誕的司法程序中，沒有他辯白的機會，一旦判決，就成為鐵案了。默爾索是“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局外人”。

《鼠疫》則講述了一個席卷幾十萬居民的特大事件，是突發式的：一場持續十個月的大瘟疫，傾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、社會秩序、人心情感、道德良心、責任擔當等社會和人生的方方面面，誰都不能置身這種荒誕現實之外，哪怕是偶然來的局外人和社會的邊緣人物。從氣氛的角度來說，前者主人公一貫冷漠超脫，情節也相應進展徐緩，除了結尾爆發一下，通篇基本上平鋪直敘，直到行刑前夕也是平靜地迎接死亡。后者則截然相反，鼠疫突襲，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緊張而惶惶不安的氛圍中，疫城危難，與外界隔絕，死亡的數量和恐怖日益激增，人人性命不保，面對死亡的威脅，紛紛起來抗爭，情節起伏跌宕，交織著極度傷悲和義憤的場景。

不過，比較起來，最值得注意的還是《局外人》所無暇顧及，或者說《鼠疫》所增益的內容，即給人以極大啟示、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。這部分內容在文中分量很重，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，揭示了荒誕絕非純粹的外境，內患與外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，且看作者如何闡微。

如何看待把他們聚攏到一起的鼠疫，自然是他們實際行為的前提。這個群體的靈魂人物，里厄和塔魯的看法具有代表性，他們不贊同帕納盧神父所謂的“集體懲罰”的觀點，但是認為“鼠疫有其裨益，能讓人睜開眼睛，逼人思考，尤其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華”。鼠疫所象征的荒誕現實，還有其“裨益”，甚至利于“思想升華”。正是因為荒誕的現實，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，能促使人脫離渾渾噩噩的狀態，睜開眼睛看世界，認認真真思考所面臨的殘酷現實。

作者的這種觀點是一貫的，與《局外人》同時創作的劇本《卡利古拉》，整出戲只表現一件事：皇帝卡利古拉接連的瘋狂舉動，就是要逼使他周圍的人睜開眼睛，看清這個荒誕世界。至于“思想升華”，其實也不難理解：古今中外，有多少杰出人物都經歷了苦難，在文學領域經常被提起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就是一個鮮明有力的例證。加繆又何嘗不是如此？他出身貧寒：“我是窮人，過去是，現在仍然是無產者。”也正是這種困苦的環境，磨礪出他那伸張正義的性情和堅持真理的勇氣。

思想升華與反抗密不可分，可以說互為因果。《鼠疫》中的這些人物，首先要確認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，是否應該冒著生命危險與之斗爭。里厄和塔魯身世職業不同，但各自一直同現實世界做斗爭，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。在組建志愿衛生隊，填補行政管理空缺的問題上，二人一拍即合：“看到鼠疫給人帶來的災難和痛苦，除非是瘋子、瞎子或者懦夫，才會任其擺布。”里厄這樣回答塔魯的問題，表明他不欣賞帕納盧的“集體懲罰”的觀點，治病救人才是他行醫的理念。這里不妨節選二人的對話，我認為大有深意：

里厄：不相信沉默的上帝，竭力同死亡做斗爭，這樣對上帝也許更好些。

塔魯：您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，不過如此。

里厄：這不能成為停止斗爭的理由。

塔魯：我不免想象，這場鼠疫可能對您意味著什么。

里厄：意味著連續不斷地失敗。

塔魯：這一切，是誰教會您的，大夫？

里厄：是苦難。

塔魯：還有一句話，大夫，哪怕您覺得可笑——您完全正確。

里厄：對此我不知道。那么您呢，您了解什么呢？

塔魯：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。

里厄：您認為自己了解全部生活了嗎？

塔魯：不錯。

里厄：在進入這段經歷之前，最后再確定一下，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幸免于難。

塔魯：一百年前，一場鼠疫大流行，奪走波斯一座城市的全部性命，唯獨那個一直忠于洗尸體的人得以幸免。

里厄：您管這件事，出于什么動機？

塔魯：也許是我的道德觀吧。

里厄：什么道德觀？

塔魯：理解。

二人十分平靜地談論著人生中這么多天大的問題，以極平常的語氣講出生活的這些真理。順便提一句，全書凡是這類真知灼見，從不激昂高闊，始終保持這種家常的語氣。下面僅就這段談話所提及的幾點，看一看在“荒誕”這個主題上，作者如何闡明道德人心的真實情況。

面臨大災難，信仰問題就會凸顯。里厄和帕納盧，一個醫生、一個神父，道不同，最終還是走到一起。神父宣稱“應該熱愛我們不理解的東西”，醫生則答以“誓死也不會愛這個讓孩子受折磨的世界”，但是他們都在盡心盡力“為拯救人而工作”——唯獨這一點才重要，表明他們能超越信仰，超越瀆神和祈禱的事，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爭。二人達到心靈的契合，里厄握住帕納盧的手，平靜地講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話：“現在，就連上帝也不可能將我們分開。”

不用大詞闡述宏旨，這是加繆的創作特點。里厄和帕納盧終生堅守的，一個是職業的信仰，一個是宗教的信仰，而真正信仰的前提，作者并沒有用大愛的字眼來表達。唯有大愛，才能超越信仰的爭衡，在大災大難中，表現出了理解和寬容。里厄這樣評價帕納盧——“心里要比表象優越”“他講得好，做得更好”。帕納盧自從參加了衛生防疫組織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醫院和鼠疫傳染的地方，并在擊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難。

鼠疫猖獗時期，消除了人的價值判斷。所有出路都關閉了，人很容易就全盤接受眼前的一切，無論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選擇，這就是喪失了信仰。當然，真正堅定的信仰是不會因外界環境而喪失的，就像里厄、塔魯、帕納盧等人這樣，而在特定的境況，反抗就成為他們共同的信仰。這種信仰具有極大的包容性，吸引來有案底的邊緣人物科塔爾、自認為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記者朗貝爾、主張判決的威力勝過法律的初審法官奧通先生等一干人。同樣，在鼠疫這種特定的境況，反抗也成為不同價值觀的唯一去向。這就是上面那段對話的基本內涵。

反抗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，但是個人的動機卻不盡相同，畢竟心懷大愛的人在世間屬鳳毛麟角。就連塔魯也直言，他的動機出于“理解”的道德觀。“理解”一詞詞義明確，又很廣泛，出自塔魯之口，必有其特殊的含義，如果不聯系他的身世，就很難抓準意思。塔魯的父親是法官，在塔魯看來，父親一上法庭和刑場，就變了一個人，那種表現“正應該稱為最卑鄙的謀殺”。于是，他十八歲那年離開優裕的家庭，體驗了貧困的滋味，為謀生干過各種行業，不想成為“鼠疫患者”，便成為社會活動家。他認為他所生活的社會是建立在死刑基礎之上的，就同社會做斗爭，極力反對死刑。為了達到一個不再殺人的世界，他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，投入歐洲各國的斗爭中，自以為走在正確的路上，盡心盡力在同鼠疫做斗爭，最終才醒悟，自己一直是“鼠疫患者”，即使抱著良好愿望，即使好人也難免殺人，“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種邏輯中”，一舉一動都可能致人死亡。

塔魯說道：

即使拯救不了人，起碼也盡量少給他們造成傷害，有時甚至給他們做點好事兒。這就是為什么我決定拒絕一切直接或間接的、有理或無理的殺人行為，也不為殺人的行為辯解。

同樣，這也是為什么，這場瘟疫沒有教會我什么，只讓我明白必須和你們一起同瘟疫斗爭。我基于可靠的知識了解，鼠疫，每人身上都攜帶，因為任何人，是的，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其害……一個正派人，就是幾乎不把疾病傳染給任何人的人……但是現在，我心甘情愿，原原本本做人，我學會了謙虛。我只想說，大地上還有災難和受難者，一定得盡可能拒絕，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……我聽到過那么多高談闊論，腦袋幾乎被弄暈乎了，那些高談闊論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暈頭轉向，結果同意去殺人了。從而也使我明白了，人的不幸緣于他們沒有使用一種清晰的語言。于是我決定講話和行動都要明明白白，以便走在正道上。

這段話基本概括了塔魯所謂理解的道德觀，尤其概括了他那波瀾壯闊的社會活動與政治生涯，這也是他一再說的“生活的事我無所不知”。在一定程度上，這也正是加繆自身經歷的寫照，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話總結出來的人生大道理，是他做正派人的準則。

“原原本本做人”，這是塔魯經歷了坎坷的半生，才總結出的做人的道理，看起來挺容易，做起來就會碰到層出不窮的阻礙和誘惑。生活在當代社會的邏輯中，做一個“正派人”“不要跟災難同流合污”，僅就這兩點，能認真堅守，確實千難萬難，不勝其苦，拿塔魯的話說即“真得有意志，還要繃緊神經”。

鼠疫、災難、死亡（包括良心的泯滅和道德的淪喪）、邪惡勢力、所有荒誕的東西、負能量，可以說無處不在，總能把人搞得暈頭轉向，難以“原原本本做人”了。這就是為什么，塔魯敢于斷言：“鼠疫，每人身上都攜帶，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。”這樣講并不算言過其實，我們捫心自問，其實誰的心沒有受過鼠疫的侵害，至今還留下陰影，潛伏著病菌。這不僅從生活經驗上，而且從荒誕哲學意義上看，也同樣切中事理。

在《鼠疫》的結尾部分，那位哮喘病老人總結似地講了一句話：“說到底，鼠疫究竟是什么呢？鼠疫就是生活，不過如此。”破題的話，就這么簡單，隨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講出來，既出人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。他得知他十分欽佩的塔魯被瘟神帶走了，不免感嘆道：“最優秀的人總是先走。這就是生活。”他對塔魯的贊語是：“他可從來不講空話廢話。”還有一贊：“他那個人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

那么塔魯想要什么呢？塔魯明確表示：“我關心的是如何成為圣人，人，不信上帝能否成為圣人？”這里的“圣人”概念，沒有漢語中為人師表的意義，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，姑且理解為在生活中保持“圣潔”的人，不攜帶鼠疫的人。按照里厄的揣度，塔魯認為人無權處死任何人，可是受害者又難免會成為劊子手，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，從未萌生過希望，為此才想要當圣人，“通過為別人服務獲取安寧”。那么，在塔魯的眼中，誰像圣人呢？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，生活那么有規律，講話還帶有哲理性，或許他就是個圣人，“如果神圣性就是習慣的總和的話”。不過，他真正佩服的只有兩個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唯獨里厄母子達到了圣人的高度。他對里厄大夫的贊揚不必贅述，對里厄老太太的評價倒值得一提。

塔魯在紀事中著重指出，里厄老太太為人非常低調，無論表達什么事都用簡單的語句。每天傍晚，她總愛坐在窗前，面對清凈的街道，身子微微挺直，雙手安閑地放在膝上，目光總那么凝注，漸漸融入暝色中。她在塔魯面前從未拿出具體例證，但是從她那一言一行中，塔魯能辨別出善良的光芒。

紀事中還談到一個事實：老太太從不思索就洞察一切，“她與沉默和陰影為伴，卻始終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，哪怕是鼠疫的高度”。塔魯正是在這里透露他一點隱私：“我母親就是這樣，我喜愛她身上這種同樣的低調，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邊的人。八年了，現在我還不能說她去世了……”

這道出了加繆的心聲。這些母親，以其低調和光明的高度，都同樣體現了“原本的真理”與思想的升華，都同樣體現了能與鼠疫抗衡的人間正氣。

李玉民

2014年9月于北京花園村